明末晋商卖“朝廷”

落魄狭

近些年来，晋商的故事频频被搬上电视荧幕，如《走西口》、《乔家大院》、《白银帝国》等，无一不在讲述晋商发展的艰辛历程。而鲜为人知的是，明末的晋商却在历史上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，他们依靠朝廷政策发展壮大，在获得巨额财富后又出卖朝廷，显露出唯利是图的奸商本性。  商周时期，山西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：深受亚热带气候的影响，森林密布、湖泊纵横。但随着历代垦荒毁林规模的不断扩大，至元朝末期，优越的自然环境渐趋恶劣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气候变得干燥寒冷，再加上自然灾害频发，百姓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威胁。另一方面，山西自古就是皇权中心的毗邻地，受皇权的控制和压迫较其他地方更为严重，同时又处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最前沿。这些都造就了当地人特有的忧患、隐忍性格，即便是面对蒙元的残酷压迫，也少有起义发生。
  在残酷的生存环境下，不少山西人纷纷弃农从商，绕过朝廷从事边境贸易。他们将铁器、盐货运送到草原上贩卖，带回牛马、皮毛以及各种特产。当时的铁器、盐货在蒙古草原属于稀有物品，利润异常丰厚。赚取了第一桶金后，他们就逐步扩大生意规模，辗转于全国各地，“贩绸缎于苏杭，贩菜糖于汉口，吸葛布于四川，贩棉布于直隶，贩其他杂货于山东周村。”再将这些物资通过“杀虎口”（山西与蒙古的交界处）售往蒙古，久而久之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商业团队，这就是早期的晋商。
  明朝建立之初，为防止蒙古残余势力的骚扰，朱元璋在长城一带设立九个军镇，派重兵把守，每个军镇自备粮仓，其中有两个军镇就设在山西。为保证军粮供应，ZF鼓励私人将粮食运到军镇粮仓，并在收到粮食后向商人发放贩运食盐的“盐引”（销售食盐的额度凭证），商人可以凭“盐引”到指定的地方领取食盐，再到规定的区域进行销售。这一措施在王朝初期保卫了西北边境的安全，改善了当地的民生，更重要的是助长了晋商的食盐和粮食贸易。
  后来，ZF将“盐引”直接改为白银，节省了晋商积累资本的中间环节，为其大规模扩展提供了便利。不少晋商开始从事屯田贩粮，以换取白银，很快就聚敛了巨额财富。明朝嘉靖时期，ZF财政亏空、入不敷出，而晋商却富得流油。
  不过，军镇的建立，同时也遏制了晋商通往蒙古的商路，蒙古也在频繁的战争中日渐衰落，而晋商的规模却日渐扩大，需要更大的市场。因此，大批晋商开始寻找新的合作伙伴，东北的后金便是他们的最好选择。
  其实，晋商与后金政权早有联系。明朝中期，晋商就在张家口、抚顺等地从事贸易活动，为后金政权提供铁器、马匹等战略物资。关于这段历史，道光时期的《万金县志》有明确记载：张家口有八大商人，他们与满清进行贸易，为满清提供粮草、军马等战略物资，赚了个盆满钵盈。
  明朝万历四十六年，努尔哈赤颁布“七大恨”，作为后金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治宣言，而这宣言就是通过晋商带回关内散发的。努尔哈赤攻占抚顺时，厚赏当地的晋商16人。为实现定鼎中原的目标，努尔哈赤向晋商借款，并开出高额的利息回报。为表示诚信，他专门开具盖有龙玺的借票作为凭证，这就是后期的龙票。如此一来，后金扩张所需军费开支就迎刃而解了。皇太极登基后，更是极力拉拢晋商，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到东北经商，利用他们贪婪的本性为后金储备军用战略物资，并积极发展一部分人为间谍，刺探明朝的军事经济情报。
  在晋商的帮助下，后金备足了粮草，打造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八旗铁甲，并且获取了大量明朝的军事经济情报。公元1644年，后金军队在明将吴三桂的带引下，大举进入山海关，成功定鼎北京。为感谢晋商的贡献，顺治皇帝亲自接见了八家晋商，并御封他们为“皇商”，将北方边境贸易的经营权全部给予他们，其他私人未经授权不得染指。
  尔后，晋商在清王朝的庇护下，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具实力的商帮，足迹遍布欧洲、日本。清朝衰落后，晋商失去了靠山，在风雨飘摇中分崩离析，渐渐消失了踪迹。